“主席，我是当年井冈山的老赤军，现在连一身戎衣都没有。”——1973年4月的一天清晨，六十五岁的曾志对着刚写好的信稿低声说道，话音刚落，又无法地咳了两声，笔迹悄悄颤动。

　　函件很快送进。机关工作人员扫到最初那句“我是最早的赤军兵士，现在却没有戎衣”，忍不住对视一眼：写信的人究竟阅历过怎样的跌宕，才会宣告这样的慨叹？人们随即在档案室里翻出厚厚几夹资料，才发现这名前哨身世的女党员在党籍里留下了一连串弯曲的符号：留党察看三次、职务吊销五次、检查四十年。

　　时刻拨回到1928年4月。井冈山密林中，二十岁的曾志跟着朱德、陈毅上山，她说话嗓门大，碰到争辩敢当面质疑。山上人少，谁都有号角般的声响；笑她直脾气，她却举拳顶嘴：“革新哪能迷糊！”那一年，她是山上为数不多的女交通员，也是机要秘书。

　　烽火刚烧到闽南，厦门郊外新设的漳州中心县委急需负责人。找她商议：“漳州局势杂乱，你去能扛得住吗？”曾志抢先一步接令。敌军很快反扑，纵火烧仓，大众被逼搬运。撤退后，中心却给了她一顶“右倾机会主义”的帽子。曾志得知免职决守时，脸色铁青，却只丢下一句：“已然安排决议，我就到福州签到。”这是她第一次挨处置。

　　同年秋天，老公蔡协民不服，悄然赴上海向党中心陈情，想替妻子也替自己讨个公正，却被挡在门外。蔡协民流落租界，几个月后摸回福州，中心当即批评所谓“蔡协民道路”。市委书记陶铸顾及情面，让曾志去做思维工作，并千叮嘱万吩咐保密。曾志自认老公不可能变节，坚持把指示原原本本告知了蔡协民。陶铸无法，宣告对她留党察看三个月，职位同时吊销。

　　1933年春，王明道路风头正劲，陶铸被调走后一度在上海被捕。安排忧虑“叛徒的妻子”影响荫蔽点安全，把曾志半发配到闽东深山。闽东游击队员记住：一个病恹恹的小个子女子，被担架抬进阵地，却能在前方上手举信号旗指挥包围。县委刚打胜仗，她又平白无故被免职，以“资产阶级情调”遭缺席批评，还得再留党察看四个月。更荒谬的是，她被派往围歼最猛的福寿山区——换句话说，九死一生的前哨。

　　逼仄的山谷里，枪声与疟蚊同在。一个半月后，叶飞想方设法把她救回，并在特委会上拍桌子：“没人有资历说她不坚定！”但安排定性的墨迹已干，想改笔并不是特别简单。更糟糕的是，1935年春敌人大规模清剿，交通线隔绝，曾志因沉痾脱离闽东医治，与党安排失联几个月，“思维不坚定”四字从此钉在档案里。

　　延安整风进入“抢救”阶段，许多“可疑”人员被会集检查。1943年，曾志被关了一年零四个月，隔墙还能听见看守哼唱《四渡赤水》。定论写得含糊：“脱离闽东，政治上存在不坚定”。凭这句话，她与党的七大代表资历坐失良机。抗战没有完毕，她自动请缨去敌后，留下四岁女儿托人照看——“去前哨干活，比坐在这儿被置疑好”。

　　1949年广州解放，她奉调南下，先后在广东省委、市委任职，却一直带着“待鉴别”标签。1956年，广东省委从头查询，确定当年失联实属交通隔绝及看病客观原因，声明“政治上无问题”。这份定论让她稍稍松了口气，但“特别时期”风波复兴，她又一次卷进“陶铸专案”，被关、被审、被下放，乃至被要求回客籍插队。乡亲们不知道她的政治阅历，只当她是“老姨婆”，帮她盖草棚、送红薯，曾志常对夜空发呆：“总算有人把我当正常人看。”

　　1972年末，周恩来将她调往西安，在后方科研口做行政。户口在韶关，薪酬在广州，粮本在陕西，医疗却挂在北京——四头归属把她搞得团团转。所以有了那封信。1973年4月，指示：可转入戎行序列，去北京或留西安自行挑选。曾志听告诉后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北平解放那天我没能进城，这非必须补上。”

　　到北京安排不久，她在部队体系旧衣仓里挑到一套女干部冬常服，暗绿布料发白，肩章早拆掉。穿上时，她悄悄掸平衣襟：“总算又有戎衣了。”没人提那段绵长的检查年月，她也不肯再羁绊。

　　1979年春，为陶铸完全，顺带把曾志一切前史问题同时弄清。检查定论只要两行字：“曾志同志政治前史洁白”。当夜灯灭后，她把纸张折好放进旧皮箱，静静坐在床边，好久没有说话。崇奉带她穿过枪林与误解，也带她走到波涛收束的这一刻。